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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科院唯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为特点的软科学研究所，政策与管理所在原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管理学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基础上整合而成。政策与管理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轨迹，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奇迹。
这一年，中央出台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文件，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份文件，开启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新时代。
这一年的6月25日，同样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下称“政策与管理所”）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周光召、钱三强、顾以健、孙鸿烈、秦力生、陈芳允、邹承鲁、郑哲敏、汝信、龚育之、等中国科学大家约150人，他们与研究所同仁齐聚一堂，畅谈改革大业，共叙研究所使命。这场已经被历史记录的茶话会群贤毕至，不拘形式、自由交谈，许多研究所的老毕生难忘。这一颇具时代特征的形式本身即体现和铸就了研究所追求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和社会关怀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底蕴。
作为中科院唯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为特点的软科学研究所，政策与管理所在原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管理学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基础上整合而成。政策与管理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轨迹，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奇迹。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用诗一般的语言宣布：“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吴明瑜(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时任中科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和罗伟（政策与管理所首任所长，时任中科院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等政策与管理所的元老们参与了大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同样作为政策与管理所的前身，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其抹不去的历史贡献。她刊登西方科学哲学论述和国内学者潜心研究成果，她引领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她与《科学与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共同被喻为“三大思想天窗”，她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助了一臂之力，她为中国的学术引进和学科奠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政策与管理所汇集了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在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思想解放和推动管理学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任所长穆荣平说。
传承与创新，是政策与管理所的优良传统与永恒主题。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实施科技体制改革20多年以来，无论是推动企业创新能力建设，还是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政策与管理所人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5年，政策与管理所成立之初完成了一份报告《高技术开发区研究》，在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在建所之前，研究所科研人员就曾针对“充分开发中关村地区的智力资源，发展高技术密集区”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他们指出中国是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地区差别很大，自然条件复杂，建立几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高技术密集区，建设一批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群，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新体制，是我国智力密集区发展的希望所在。这些观点逐步融入一些重要文件之中。
可以说，“他们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这是原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对《高技术开发区研究》的中肯评价。
“二十多年来，政策与管理所始终关注中国开发区。从最早关注智力密集区研究到开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与评价体系研究，特别是推动高新区二次创新、建立创新型园区等工作，很多工作的基础研究和政策思路是由政策与管理所人提出来的。这对于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包括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穆荣平说。
在穆荣平看来，我国的科技政策研究工作经历了从以改革政策为主向以发展政策为主的转变。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发展取代了改革，成为政策研究关注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说，发展政策取代了改革政策，成为当前政策研究的主要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国外政策研究者问穆荣平：“你们老说转型，究竟要往哪个方向转？”穆荣平当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现在，穆荣平说：“当时我们是往市场经济方向转，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而现在，客观上需要我们把握自己发展的方向。”
穆荣平几年前思考政策研究重大转变时，就提出中国科技政策研究必须将重点“从改革政策向发展政策”转变。他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能力显著提升，单单“跟在别人后面跑”，借鉴和学习，已经不能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需要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明确地提出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把握发展机遇。过去30年发展历史，正是中国发展战略从“改革开放”向“科学发展”转变的历史。
2003年，政策与管理所在经历了3年的预研究之后正式启动“中国未来二十年技术预见”研究，在勾勒了202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6个图景及其对科技的需求的同时，动员了国内近2000名专家学者，在大量可能的技术中，研究提出2020年中国最重要的737个技术课题，为遴选优先发展技术领域和技术课题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在穆荣平看来，“目前中国科研多数是跟着国际热点走，对于未来发展方向，我们缺乏的是判断力。未来科技政策研究亟待解答的问题是：中国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技术，需要重点发展什么技术”。“发展，意味着自我发展意识的增强，意味着承担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发展政策的研究者必须视野开阔、未雨绸缪。”穆荣平说，“我们希望在科技发展政策研究方面作出探索，面向决策、面向公众、面向科技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同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正式启动。“在战略研究全部20个专题中，政策与管理所主持了科技人才专题研究工作，实质参与了另外三个专题研究工作，有1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战略研究工作，发挥了核心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作用。”
“创新”这个词，在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眼中都已不再陌生，政策与管理所与“创新”的渊源却由来已久。
政策与管理所是中国最早从事创新政策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研究所人员在全国政协科技委的一个报告中提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一观点得到了总理的肯定，并作为许多政策文件的基本观点而被社会广泛接受。报告的主笔人被调往政府部门筹建企业技术中心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工作。至今，研究所仍然承担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估工作，推动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
“十一五”期间，政策与管理所完成了“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发展政策与措施研究”，承担并完成了《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研究起草工作，成为国务院办公厅转发（[2007]7号）的《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主要内容。政策与管理所承担并且完成了《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中《扶持和激励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政策》研究起草工作，提出的政策如“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可按实际发生总额150%抵扣应税所得额，并允许跨年度结转”等均纳入配套政策；还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配套政策》中重要内容研究起草工作。
回忆起研究起草有关政策的经历，穆荣平说：“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根本上是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但如何激励和引导企业增加技术创新的投入，我们的思路就是政府分担创新风险，同时考虑创新活动的规律，降低享受政策的不必要门槛，使创新政策更加普适化，真正惠及各类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
“政策与管理所长期致力于创新政策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从为政府提供研究报告到与政府一起研究起草重要政策报告，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参与程度越来越深。”穆荣平说。2007年中科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成立“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中心”的使命就是开展创新发展战略、政策和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开展创新能力监测与创新政策执行效果评估，为国家创新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支撑。据悉，中心发布的第一本年度报告《中国创新发展报告》已于2009年国庆期间出版，“报告提出的创新发展概念以及中国创新发展思路和政策框架将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政策与管理所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开拓者。1992年，政策与管理所设置“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系统学研究方向，以系统、综合的观点，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本源和演化规律，有序地演绎可持续发展的时空耦合与三者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关系，建立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等关系的定量评判规则。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生存发展环境社会智力五大支持系统的理论架构，建立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资产负债评价方法、综合国力评价方法、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方法、社会稳定预警方法，为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1999年开始编纂的年度报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及提交的政策咨询报告日益受到政府、学术界及相关机构的关注，推动了国内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研究所在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处于的领先地位。此外，在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区域资源配置、协调发展模式与区域优化管理模式等方面也取得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参与多项科技部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建设和科技示范市建设的咨询、规划、考核与评价。
近年来，政策与管理所加强了项目管理技术、项目风险管理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在航空安全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涉及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应急系统、预案管理、资源优化配置、布局、调度。拓展了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在能源环境经济复杂系统预测、决策及政策分析技术研究，为制定我国能源战略与能源环境政策提供了决策工具、分析平台和政策模拟系统。提出我国社会能源经济环境技术复杂系统SE3T理论框架，建立了我国能源复杂系统建模与政策研究多目标综合集成方法论，开发了我国中长期能源需求预测系统、国际原油价格预测系统和我国能源环境政策模拟分析系统等软件平台，形成了国家能源政策分析模拟核心技术，建立了针对能源经济、能源市场、能源效率与节能、能源安全、能源环境等问题的决策支持模型，形成了能源决策支持模型体系，为我国能源战略与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政策与管理所先后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战略研究报告《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前期战略研究以及《创新促进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和《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关于中国面向2050年科技发展战略的思考》报告的研究起草工作。配合院有关部门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重点开展宏观战略、科技伦理、管理创新与评价以及知识产权问题研究，2008年以来已培训院属单位知识产权主管领导、管理骨干和知识产权专员1000多人次，为中国科学院宏观决策和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国家繁荣昌盛依靠什么？不只是依靠现有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才储备，人才储备决定你的明天。”穆荣平认为，一个研究所的立所之本在于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而政策与管理所始终践行着这条理念。
二十五年来，政策与管理所教育培训事业发展迅速，已经形成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构成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复合型人才，为推动相关学科发展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95年招收研究生以来，研究所累计培养研究生345名，累计培养在职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学员78人。截至2009年9月底，研究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17人，在学研究生158人。研究生和博士后队伍已经超过职工总数，成为研究所科研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政策与管理所加大科研队伍建设力度，通过以事业培养人才、以环境吸引人才、以任务历练人才、以待遇稳定人才的方法凝聚人才，创造有序、愉快的工作环境，增强人才队伍的归属感，并在事业发展的同时达到个人理想的实现。”穆荣平一语道尽，“随着事业的发展，我们逐渐打造出了一支年轻有为的人才队伍。”
关于政策与管理所开展国际交流的动机，穆荣平用华罗庚先生的一句话来描述：“弄斧必到班门。”他说，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发展较晚，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不能没有国际合作。一方面我们要把科研成果拿到国际上，用国际水平来检验，否则所谓“一流”的目标和口号就失去了更先进的比较对象，也就失去了一流的意义；另一方面，相对落后的发展局面要求我们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四年前，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系统与创新研究所（ISI）所长参加了政策与管理所20年所庆期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在浏览了政策与管理所研究项目清单后说：“我们两家关注的问题有75%是重合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合作。”
2007年，政策与管理所分别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创新研究所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系统与创新研究所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至此，政策与管理所与美、英、德、日、韩、印度等国家主要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研究机构都已经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国际合作交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近年来，政策与管理所重点加强了与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韩国科技规划评价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创新政策研究所、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系统与创新研究所、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印度国家科学技术与发展研究所的交流与合作。
从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申请合作项目，到开展多边合作研究，政策与管理所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已经涌现出一批在科技政策、创新政策、能源与环境政策、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技术预见等研究方向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带头人。
通过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活动，政策与管理所的相关领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一批批青年科研骨干不断培养出来。今天，政策与管理所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交叉科学研究机构。国际合作项目本身也经历了从一般性的交流互访、参与他国的国际项目，到提出或者主持高层次、大规模国际合作项目的转变。
政策与管理所拥有发达的学术交流网络，挂靠研究所管理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以及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会，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研究会主办的重要学术年会“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以及“全国科技评价会议”等已经成为研究所在社会和学术界具有影响的重要延伸。
研究所与挂靠研究所的相关学会共同主办的《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和《中国管理科学》等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遴选的A级重要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名列前茅，成为国内十分重要的学术交流网络和平台。
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三期以来，研究所提出了围绕创新总目标，以提升研究所科技创新能力为主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总体思路，实施创新品牌战略、国际合作战略和创新网络战略等三大战略，凝练出国家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政策及相关理论研究、管理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和中国科学院发展与改革战略问题研究等四大研究重点方向，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创新领导能力、知识扩散能力以及对外合作能力等五大能力，在不久的将来把研究所建设成为国际著名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和人才培养基地，中国科学院政策集成研究平台以及国家公共决策的思想库。
所训“志同气合，经世致用”，凸显了政策与管理所人不断加强个人修养，共同营造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以知识创新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在“求真务实，协同创新”的所风指引下，全体职工相互尊重、团结协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展现出了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良好精神风貌。
六十年斗转星移，六十年沧桑巨变，在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中国科学院也走过了自己六十年的光辉历程。这期间，政策与管理所迎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应运而生，在创新发展道路上不断成长壮大。改革，孕育了研究所，赋予了研究所蓬勃向上的创新活力，昭示着研究所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面向2020年，全所上下团结一心，锐意进取，为建设国际著名的政策与管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政策集成研究平台和国家公共决策的思想库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