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不仅是工业文明的象征，更是时代记忆的载体。它承载着个人的梦想，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在飞驰的车轮上，我们看见了无数普通人的奋斗与追求，也听见了时代的回响。今天，北京汽车博物馆特别分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苏丹教授的文字栏目中的一篇文章“最后的伏尔加——汽车上的中国梦”。
故事中提到的伏尔加，不仅仅是一辆车，更是那个年代的缩影。它是梦想的起点，是奋斗的见证，是个人与时代交织的符号。苏丹教授以细腻的笔触，将宿利群与伏尔加的故事娓娓道来，文字中既有对个人经历的深情回顾，也有对时代背景的深刻勾勒。读来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年代。
汽车，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机械，它是情感的寄托，是历史的见证。这个故事，或许只是无数汽车故事中的一个，但它的独特性却让人动容。未来，我们也希望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铭记。每一辆车，每一段旅程，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一个梦想的篇章。
北京汽车博物馆“故事征集”栏目，正是为了收集这些珍贵的记忆。本期分享的故事，或许能为你打开一扇窗，让我们一起倾听那些关于汽车与梦想的故事，感受时代的脉搏与温度。
今天谈到伏尔加，也许大多数人能想到的是伏尔加河或者伏特加烈酒，而不会把它和一款小轿车，一个美好的理想联系起来。
伏尔加汽车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情感根基，它折射着政治结盟和工业文明相混合的血脉传承。它体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神话和工业文明对形体的铸造，它有手工痕迹和工业加工的双重印记，两侧车窗内的纱帘就是最好的印证；它既是机器、又是房子，反向响应了勒·柯布西耶“建筑是居住的机器”这一主张；它有早期俄国未来主义对理想讴歌的精神写照，有雕塑和诗歌的影子。中国人民通过这赞美的诗篇得以对因特纳雄内尔展开疯狂的想象，在我们的视野里，汽车是完美的，未来的，并且抒情，它是工业神话中的道具。
伏尔加汽车有早期俄国未来主义对理想讴歌的精神写照，有雕塑和诗歌的影子。图片源自网络。
儿时的记忆中这种牌子的小轿车是十三级以上干部才能有的配置，它总是裹挟着一轮光晕一次又一次闯入现实生活，在它的光辉照耀下，生活的困顿可以立时化作青烟散尽，然后遗落下关于工业文明神话、乌托邦理想的阵阵余音和袅袅余香。以至于进入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它对于我们来说尚有余晖，余温不息。
进入90年代初，中国大城市马路上的风景急速变调。路面上出现的汽车的种类不断丰富，呈爆发式增加。进口的汽车有美国的凯迪拉克、林肯、切诺基吉普，德国的奔驰、宝马、奥迪、欧宝、大众，法国的标志、波罗乃兹，意大利的菲亚特，日本的丰田皇冠、本田、韩国的现代、大宇，国产的有天津夏利、神龙富康……这些新品种具有更优越的质量，造型上也更多体现了现代工业美学特征。但一些人就是怀旧，他们忘不了伏尔加、上海、红旗这些造型美学传统守旧但拥有政治意味的汽车。
记得当时学院院长常沙娜的座驾就是一辆伏尔加，它每天进进出出、引人注目的风采以及相伴的门卫们毕恭毕敬的态度凸显了这款车型所具有的权力符号属性，也间接地对一些青年教师选择车型产生了些许心理暗示。所以我必须要提及宿利群买伏尔加的旧事。
宿时任特艺系的秘书，是个既勤奋又头脑灵活的人。当时他一边协助袁运甫先生处理特艺系各种繁杂的事务，一方面也笔耕不辍，在水墨丹青方面猛下功夫。那年头中国大陆地区的绘画交易市场尚处于死水一潭的状况，除了一小撮大人物外，画家和画商之间交易不多。也许是出于热爱，也许是心存大志等待时机，他一直坚持创作，并在琉璃厂一带和一些知名机构保持合作。记得第一次看到宿的作品是在环艺系的系办公室里，系秘书史华凤将一卷厚厚的画作带到了张绮曼老师的办公室里，并唤我帮助其打开。那是一组彩墨静物习作，第一张是一只盛满山楂果的大瓷盘，画面墨色沉着，构图特别，用笔简括。我好奇地问道：“这是谁的？”史秘骄傲地介绍说：“宿利群的，标价6000呢！”。喔、宿利群！我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1995年，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宿利群与布鲁诺夫人（巴黎国际艺术城主席）。
1992年春夏之交，在学院南侧马路对面的光华饭店户外排档上，我见到了这位眼神中透着精明的人。经同学宋克引荐，我们相互握了手并作自我介绍。宿风趣地自我介绍说：“都说我像橫路进二，你们看看像不像？”说话间他用右手把脸的下半部遮了起来，眼中透出期待认同的渴望。别说，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他的自嘲一下子就化解了刚结识的尴尬，气氛立刻活跃了起来。然后我们就把各自的小餐桌拼在一起，开始推杯换盏。席间也从他嘴里得到不少学院青年教师的信息，其中就有几位显赫一时的私家车拥有者。看得出来，他也在暗自发力。
宿利群的运气很快就来了，一次时任德国国务秘书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买画，经人推荐施罗德先生走进了位于美院西门右侧的青年教师宿舍。那是一座外廊式的简易红砖楼，原本是学院夜大的教室，后因青年教师住房紧张而改成了宿舍。当时马泉、申伟、宋连民等年轻教师都住在那里。宿利群的工作室其实就是在居住空间中挤出来的一个画案，此时他的孩子宿洋刚刚出生，老人也住在一起帮助照料。所以当身材高大的施罗德步入这狭小的宿舍里时，场面略显尴尬。小屋子里混乱不堪，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婴儿尿片的酸腐气息。但在今天看来这种艺术家尴尬的生存状态，可能更会令从富有国家来中国的人产生一种淘金的兴奋感。果不其然，昏暗的空间里老施眼睛放光，四下打量、扫描、搜寻……最终以单张一千美金的价格整体买走30张作品，双方皆大欢喜。这也是宿利群头一次一次性卖掉如此多的作品，感觉眼冒金星，而且收的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美金，共计3万。而老施呢，也是心满意足，坚信自己淘到了宝贝。临走的时候还承诺给宿在德国办展等事宜。有一句老话形容古玩、国画领域的业态曰：“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这一次交易让宿收获颇丰，3万美金去掉佣金还剩1.5万美金，兑换成人民币有十几万。这下子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汽车梦啦！
接下来宿就开始选车型，但他的脑海里总是无法摆脱伏尔加汽车光芒万丈的形象，那是他昔日的偶像，向往的目标。这种情结促使他下定决心去寻找货源。那时候私人买车还是经常受困于计划经济下僵化机制的约束，尤其进口汽车需要配额指标。尽管伏尔加汽车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工业产品，那也属于进口商品呀！最终宿有了一辆小轿车的指标，到这时，他离梦想就差一步之遥了。但不承想车源却在沈阳，需要拿着各种手续拎着现金千里迢迢去奉天沈阳买车提车。而另一个困扰他的问题是，此时他还没有考取驾照，必须带一名经验丰富的司机一同去提车。此时宿利群求援的还是学院车队，和高大威猛的队长大路商量一番后决定请车队里那个痞气十足的司机W同行。
二人乘夜车清晨抵达中国重工业城市沈阳，沈阳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工业基础雄厚，制造业种类齐全，但就是造不出令我们神摇意夺的小汽车来。二人出了火车站就直接奔赴北行汽车市场，90年代初期的汽车市场寒酸但不萧条，因为这里经销的是最为特殊且最为紧俏的工业产品。在体制内的任何单位，汽车都是重器，开车的司机也就显得举足轻重。争抢汽车指标，购置汽车乃是引人注目的大事。轿车虽说可以国产化了，但仅限于仿制伏尔加的上海牌，进口车不仅品种单一而且数量极为有限。小轿车属于工业产品，配给对象绝大多数是大型的国营企事业单位，而以个人名义购车者凤毛麟角。市场内停放的车辆多为大货车，小型货车和大客车、中巴等。在一个简易的停车场里，宿利群终于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伏尔加小汽车。在212吉普车的反衬下，这款经典的车型还是那么优雅迷人，令人一见倾心。
1956年10月，第一辆伏尔加牌汽车在前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组装成功，从此，伏尔加汽车作为前苏联和俄罗斯汽车工业的象征扬名世界。1958年，配装前苏联国产发动机的伏尔加轿车在布鲁塞尔国际工业展亮相，一举夺得最高奖。当时人们对其评价是车身线条流畅，装饰独特。前苏联时期，伏尔加牌汽车被誉为“苏联汽车工业的骄傲”和“社会主义的高级汽车”。它记录了苏联工业的荣耀，承载了前苏联和俄罗斯几代人的情感。它曾出口七十多个国家，可谓风靡一时。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款车曾是领导干部用车中的主打车型。它的乘客名单里包括周恩来、、各大军区司令等。它是理想照耀下的物质结晶，是共和国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符号。小时候我家一位厂级领导邻居就坐着一辆乳白色的伏尔加汽车每天上下班，有一次我的哥哥对这辆车穷追不舍，竟然偷偷坐在后保险杠上随车扬长而去，最后在一个拐弯儿处被巨大的离心力甩了出去，造成轻微脑震荡，严重影响了他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学习成绩。
当时伏尔加的限速是90迈，也只有在夜里路上人车稀少的时候才有可能发挥这个速度。二人回京心切，司机W索性就把油门踩到底，让这台新车以远超磨合期所限制的速度在老国道上狂奔。
拥有一辆苹果绿伏尔加的宿利群，应该算是这款车在中国的最后一代追捧者，他在一个欧美日韩系车流滚滚涌入中国的时代逆流而行，追逐自己曾经为之如醉如痴的汽车梦想，也算得上是一个忠于自己内心的人。当时我住的宿舍窗口冲着校园，每天都可以看到那辆伏尔加早出晚归的身影，它像一头勤劳的耕牛。而每当傍晚“牧归”后，宿利群一家人和司机总是围在它的周围，抚摸着、擦拭着，犹如《暴风骤雨》中刚刚分到了耕牛的农户，珍重、爱惜之心昭然若揭。然而身体却比意识和情感更加客观和诚实，在一个新的时代里，轿车不再只是作为一种权力和文化的表达，它更是在通过本体的优化、演进去抚慰人性。功能、效率、享乐、美学这些价值观念开始出现，祛魅之后的汽车更加尊重身体，更加诚实地体现现代工业的技术手段。于是，伏尔加这样的具有帝国情愫的工业产品是终归要退出历史的。几年之后，宿利群新购一辆捷达，将那辆曾让他魂牵梦萦的伏尔加以3000元的价格转让了出去。王尔德曾说过“究竟什么是时髦？从艺术的观点来看，它常常是一种丑陋的形式，每半年就得变换一次，真令人难以忍受。”当听到这个“喜新厌旧”的信息时，我心头涌上一阵酸楚，把目光从宿舍窗中投向校园里宿过去每日摆弄伏尔加的那块空地，耳畔响起了那首充满悲情的俄国歌曲《三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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